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的成功，预示着中国即将开启第三次开放，中国“从学习规则成长为规则制定者”。
在已经过去的2020年，欧盟可谓乌云密布：先有英国脱欧，后有疫情暴发，导致欧盟各国经济都呈负增长。2020年，欧盟吸引其他地区的直接投资只有3050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5%，和2017年英国还在欧盟的时候相比，几乎是腰斩。
在此背景下，就在2020年的倒数第二天，中国和欧盟完成了一份全面投资协定的谈判——它被认为是比RCEP更高级、更具历史意义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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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简称CAI）的谈判在2013年正式启动，总共经历了35轮谈判，可谓一波三折，来之不易。从条款来看，这份协定的核心内容包括：
第一，保护投资及知识产权；第二，改善双方市场准入条件；第三，确保投资环境和监管程序清晰、公平和透明；第四，改善劳工标准。
其中，谈判最主要的争议和分歧集中于两点：
首先是营商环境的公平化和平等化。欧盟希望欧洲企业在华不受歧视，中国国有企业的待遇补贴能够透明化，反对强制技术转让等等，中国则不希望国企被所谓的“公平的营商环境”原则给一刀切了。
其次是市场准入问题。欧盟要求改善中国在电信、云计算、生物医疗、金融和新能源汽车方面的市场准入。
显然，欧盟希望能有更多高利润行业进入中国。另外，欧盟还提出取消股权上限，取消对中外合资企业的限制的要求。
最终，中国在市场准入、国企补贴透明化、优惠政策等关键问题上做出了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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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盟的诉求和中国的让步来看，CAI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当属中高端制造业、服务业和“贡献30%产值”的国有企业。而欧盟这边，以德国为首的汽车制造业，将会作为一只全新的物种重新杀入中国市场。
这不免令人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中国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
这句话最早其实是用在汽车行业的：政府允许跨国汽车企业在中国合资建厂，中外双方各持股50%，在政策的“保护伞”下，希望中国车企能学到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
在汽车行业，我们“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最终成功了吗？并没有。
1994年，德国宝马集团进入中国，2003年和华晨集团合资成立“华晨宝马”。然而，华晨跟宝马在钱的话题上相谈甚欢，一谈技术却总被拒之门外。
华晨也没能打造出自主品牌。曾听过一个真实的段子：如果你开着一辆华晨宝马进了修车店，店员可能会偷偷把你拉到一旁说：“需不需要帮你把‘华晨宝马’几个字抠掉，这样可以减轻整车重量。”
所以悲剧来了。2020年11月20日，既没核心技术又没缺乏品牌影响力的华晨集团正式破产重整。
华晨的黯然退场，其实是在告诉中国制造业，“以市场换技术”的道路几乎是被堵死了。
而随着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签署，中国大部分市场将完全打开，意味着欧洲车企可以在中国开设独资公司，曾经在保护伞下长大的中国车企将被欧洲巨头拉到同一水平进行残酷竞争，相关行业的“补贴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以后谁的技术缺乏竞争力，谁的服务水平低，谁就将被市场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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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开放，就是让玩家们参与到市场竞争机制中，每个玩家都有各自的筹码。开放层次越高，参与者越高级，筹码分量越重，游戏也将越复杂、越激烈。
在2020年之前，中国曾经历了两次融入世界的开放。
第一次开放是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中国被动接受开放，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我们全面学习西方，以解决挨打问题。
第二次开放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包括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实际上是为解决温饱和产能过剩的问题，进入到西方主导下的游戏规则里，因此它仍带有被动开放的色彩。
而在2020年，从11月中旬中国正式签署RCEP到最近完成CAI谈判，同时也对加入CPTPP（美国退出TPP后的新名字）表示极大的兴趣，这预示着中国即将开启第三次开放，中国“从学习规则成长为规则制定者”。
金灿荣认为，中国加入WTO，开放达到了小学水平；刚签的RCEP比WTO高级一点，相当于初中水平；而CAI和CPTPP一样，让中国的开放达到了高中水平。
所以第三次开放，可以说是一次更高层次的主动开放，它将解决挨骂问题。
既谈开放，必有改革。
但自1978年来，中国没有一场改革是在风和日丽下发生的。中国40多年改革的最大特点，五个字以蔽之——“倒逼式改革”，我们只有出了问题，才去谈改革；脓包吃药治不好，拿把刀捅破，脓水流出来就好了。
比如新能源车是国家坚决发展的产业。于是2008年后，中国出现一股“造车新势力”，国家通过财政补贴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保护国产新能源车企的发展，结果出现大量PPT造车、骗补贴的投机现象。
终于到了2019年，中国政府主动把特斯拉这条大鲶鱼放进新能源市场的浑水里。
在一份“对赌协议”的刺激下，特斯拉拼命提高产量，并屡次举起价格屠刀。特别在新年第一天就送上大礼：宣布国产Model Y低于进口版16.5万上市。这种“降维打击”是非常令人震撼的。
而刚谈下来的CAI，性质和国家引进特斯拉一样，只不过国家放进来更多没有约束的鲶鱼，甚至有可能是一条条大鲨鱼，从而倒逼中国产业的升级。
中国发展中高端制造业，不是闭门造车，不是在温室中培养花朵，国家希望的是企业踏踏实实做好研发，提高服务质量，然后通过一场场流血的战争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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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谈判的成功，不仅意味着中国的开放层次、改革深度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同时意味着在美国的全面围剿中，我们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改革开放前10年，在整个1980年代，中国外来投资的最大来源主要是日本资本、中国香港地区资本和欧洲资本，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的亲密关系是从1990年代才开始的。
然而，在反全球化的浪潮下，从2018年4月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将这种亲密关系降至冰点。比如，2019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只有区区50亿美元，和高峰时期相比，只剩20%不到。
再往回看，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曾提出“重返亚太”，通过组建并主导亚太大群TPP，试图将中国的产业链完全从亚太地区孤立。
这两大遏制政策如果持续五年以上，必将对中国产业经济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
但是，幸运女神却一直在眷顾中国。
奥巴马政府搞出TPP不久，黑天鹅出现，民主党在大选中意外失败。特朗普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退出TPP，尽管他在执政期间开始狙击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却又加速了他的离任。就在美国大选以及美国社会“内乱”的敏感时刻，我们签署了RCEP，谈妥了CAI，而下一步的目标就是CPTPP和中日韩自贸区。
一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的形成，它将宣告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彻底失败。
然而在焦头烂额的国内问题前，美国也只能干瞪眼，讽刺CAI是一项糟糕、脆弱的协议，指责欧洲“背叛”了盟友。于是我们也只能幽幽地回应一句：
“美国的话让人闻到了一股酸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