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

“我是一条狗啊！一条叫了一百年！都没有把国人叫醒的狗！”这是马相伯百岁寿诞之际，在回答《国际新闻》主编胡愈之采访时，泣不成声地哭诉，听来让人心惊，百感交集，无以言表，我每次看见这句话，都会为之动容。

1939年，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之际，适逢马相伯老人百岁生日，国民政府为振奋国民士气，特颁发嘉奖令，并在各地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中共中央亦特致贺电，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

远隔重洋的罗马教皇也发来贺电和颁发圣像，连从来都是印制美人头像的《良友》杂志，都破天荒地将老人的头像作为封面以示祝福，国人都向南遥祝，在祝福这位老寿星的同时，希望借着喜庆，给我们灾难深重的国家带来祥瑞。

而此时的马相伯正在越南的谅山避难，他回复说，“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并将所有的寿仪全数捐出，用以犒劳前线英勇作战的将士。

马相伯，对如今的人们来说，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而在当时，他可以说是全民偶像，民族象征，他一生家国天下，忧国忧民，将一生奉献给了祖国，身背“卖国贼”之恶名，却未停止救国救民的脚步，忍辱负重，无怨无悔，是对民族的脊梁最好的诠释，当得起“国家之光”四个大字。

他一生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位皇帝，目睹了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和曹锟六位总统，整个人生就是一部晚清民国史，也是中国近代史最为多灾多难的100年。

1840年，对中国人来说是记忆最深的年头，从这一年开始的鸦片战争，外国侵略势力将大清帝国一步步地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而就在这一年，马相伯出生在江苏丹阳一户家境殷实、虔诚的天主教徒家中，出生伊始便为他洗礼，取名约瑟。

所以，同一般中国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不同，马相伯从小便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孩子，他耳闻目睹的是圣母玛丽亚绕梁的福音以及上帝无所不能的力量，在这样的基础上，然后才接受了中国传统的教育，读圣贤书，走先贤路。

12岁时，他独自离家去上海教会学校学习，后入大修院学哲学和神学并获神学博士衔，成了一名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深谙中西文化的大学者，在加入耶稣会后，调任徐汇公学校长，时年31岁。

马相伯极具语言天才，他能熟练运用八国语言，且学识渊博，很早就声名鹊起，为此被李鸿章看中，邀请一起从事洋务运动的推进，报国心切的马相伯当仁不让地辞去校长一职，在36岁时，成为李鸿章帐下的重要幕僚。

彼时的清帝国，早已是积重难返，日薄西山，党争不断，腐败横行，虽有识之士戮力兴办洋务，然甲午一战，被蕞尔小国的日本打翻在地，丧权辱国，而马相伯作为李鸿章的翻译，一起前往日本签订了耻辱的《马关条约》而遭到国人的一致声讨，其母亲至死都不肯原谅他。

万念俱灰的马相伯从此远离政治，他深感教育对中国的重要性，觉得只有办学兴教，提升民智，才能彻底让中国人站起来，于是，他将自己名下的三千亩田地，全数捐了出来，创办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大学，蔡元培为教务长。

“震旦”是梵语中“中国”的意思。同时又有“东方日出，前途无量”的含义，马相伯期待以这样美好的寓意，为祖国的未来开拓出一片阳光灿烂的新天地。

这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当年的于右任因写诗讽刺当局被通缉，走投无路之时找到了马相伯，马校长是个爱才之人，立即将编入学校的老师之列，将一个通缉犯留作老师，这胆识，几人比。

后来于估任成为国民党元老，他热心办学校，是多个名校的创始人，动因即来于此，他视马相伯为再生父母，言：“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先生！”

学校发展蒸蒸日上，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因为马相伯教士的身份，受限于教会的各种规则，而思想独立和信仰自由的救国教育同天主教义有着诸多的不谐，在矛盾冲突下，教会强行免去了马相伯校长的职务，将震旦改造成一个与教义相符的教会大学。

万般无奈之下，时年已经65岁的老人，又重启炉灶四处奔波，找各种关系筹钱化缘，重建一所独立自主的新型大学，然后，在着一个废弃的提督衙门口，重新挂起了一块匾额，上书四个大字——复旦公学，即后来名震遐迩的复旦大学的前身。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这是古诗《卿云歌》中的句子，不仅蕴含着复兴震旦的寓意，同时也是振兴中华的宣言，是一个老者带领百余名学子，在一贫如洗的环境中，向世界发出的最强声！

从这里，走出了气象学家竺可桢、走出了佛学大家李叔同、更还有教授中的教授、著名的国学大师陈寅恪、著名数学家胡敦复、著名教育家邵力子、中国第一任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等国内一流人才，作为复旦第一任校长的马相伯，功莫大焉。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亲自登门拜访，请德高望重的他担任南京市的首任市长，时年已72岁的马相伯欣然应邀，于他来说，只要是对国有利，于民有好之事，必当全力为之。

继而，他又担任了总统府高级顾问的一职，后来还在蔡元培的邀请下代理过北京大学的校长，他豪情满满，将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了如喷薄日出般的中华民国。

但是，袁世凯称帝给马相伯是迎头一棒，他对民国是失望之极，在“天下之大盗，莫大于君主”的骂声中，毅然决然地离去，从此，在他心中，唯有教育启智是生活的全部，也是他活着的信念和支撑。

他将所有的钱都捐给了教育事业，以至于后来是一贫如洗，儿子马君远病故时，学生于右任、邵力子等人来看望，实在觉得他太过艰难，于是凑了一大笔钱，给他的孙女儿当学费及生活保障，谁知马相伯转身便将这笔钱全部当作教育经费给捐了。

抗日战争爆发，年迈的马相伯亦不甘示弱，国难深重，他为救亡呼号奔走，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

他连续十数次在发表广播演说宣传抗日，虽早已一贫如洗，但他却走上街头，卖字筹款，一个字30元，一副对联50元，就这样筹到10万大洋，捐给了在白山黑水间同日寇血战的抗日义勇军。

他组织和成立了多个民间团体并各种爱国救亡组织，如江苏国难会，中国国难救济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等，还募捐组建后方医院，值国家危难之际，在他的号召下，全民抗日热情高涨，一个耄耋老人俨然成为全民的“救国领袖”。

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日子中，迎来了他百岁诞辰，但是，他却高兴不起来，反而忧心仲仲，因为，他觉得自己努力了一辈子，却效果甚微，国家的民族的希望在何方。

于是，他不禁悲从中来，遂有了他那段发自肺腑的感慨，“我是一条狗啊！一条叫了一百年！都没有把国人叫醒的狗！”他觉得，自己终其一生都未能将国人唤醒，遗憾万分。

不久，他便带着对祖国无限的热爱和期望，永远地闭上了他疲惫了一生的眼睛，投入了主的怀抱，也融入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这片热土。

生于乱世，长于乱世，死于乱世，走过了三个历史时代的马相伯，奔走呼号地奋斗了一生，却不曾叫醒中国，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祖国的复兴，他怀揣着最炽热的希望，却没有等来祖国的繁荣。

马相伯之所以被全国人民所尊敬，是他个人践行的教育实绩所决定，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又是在中国提出教育的普世价值并努力实践的第一人，他用佛陀般的坚韧和武训般献身精神，建立了一个平等、奋发和进取的学习环境。

他坚信“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救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即便自己如萤火，也要发一份热，一份光，一路走来，不等待火炬，若世间无火炬，我便是火炬。

他的思想和精神文明，在那个时代影响了一大批后继者，蔡元培、陶行知、梅贻琦等大教育家，无一不是遵循着他的教育理念，沿着他的脚步，将中国的教育事业逐步地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早期的震旦、复旦，今天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上海市向明中学、第四中学、台湾辅仁大学等学校的历史上，无不镶嵌着他的名字，

马相伯的一生，都在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倾囊付出，这是无私和奋斗的一生，他以一已之力，秉承普世教育的理念，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天空。

马相伯逝世后，全国都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他的学生于右任先生写的一副挽联，我觉得最为妥帖：

“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