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叔齐究竟值不值得称道，这件事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凡看一件事，如果仅仅看到了黑暗，那么你的内心就更难有阳光照进去，我们只有去挖掘一件事中的积极意义，才对于我们是有所裨益的事。

司马迁所著《史记》中把《伯夷列传》作为列传第一篇目，可见司马迁对其的看重，正所谓开篇立论，立论的低调也就在于此，而在这里引用了大量孔子的看法，可见作为儒家学者司马迁还是深受孔子思想的影响，不过司马迁也通过自己的笔触，阐述了自己的对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报应论的驳斥，哪有什么报应呢？恶人受到惩罚，善人收到赞扬，取决于社会风气和规则，而不取决于天命。

启示一：做人要有原则，论事要有依据。

在《史记·伯夷列传》的开篇，司马迁就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提笔论事要有依据，学识渊博的学者，尽管他们阅读过的书籍极多，但在下笔之前，还要从“六艺”中查找考证得可信的证据才行。

夫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史记·伯夷列传》

由此我想到在上学的时候写文章，总要写上几句某位名人曾经说过，实际上，名人是否说过这些话，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写上名人曾经说过，就会强化自己论述观点的说服力，让大家更加信服我所说的话，这就是所谓的“引经据典”的作用吧。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史记·伯夷列传》

孔子说：“伯夷、叔齐是心胸宽广的人，因此他们不记旧恨，也没有什么怨言。”又说：“求仁而得到仁，又有什么怨言呢！”司马迁认为从伯夷、叔齐留下的诗中，可以看到孔子所说是有一些不妥不实之处的，这说明司马迁对孔子所说的话有所怀疑的。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史记·伯夷列传》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君想立叔齐为继承人，但是因为伯夷是兄长，这么做并不符合规矩。等到孤竹君去世后，叔齐把国君之位让给了哥哥伯夷，但是伯夷并不接受，他说：“父亲的命令是由你继承君位，而不是我，父命不能违抗。”于是伯夷就逃走了。叔齐也不愿意做君主，因此也离开了国家。于是国人们拥立了孤竹君的另外一个儿子做君主。

国家是重托，国君则肩负了治理国家的责任，伯夷叔齐都不愿意担任国君，一方面可以说是他们遵从父命，是做到了齐家和修身的君子。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也可以说是他们只注重了修身和齐家，而把治国和平天下的责任放在了脑后。君子最看重的品质是担当和责任，修身和齐家是基本要求，治国和平天下则是社会责任。

启示二：从伯夷叔齐对武王的直谏，批判继承忠孝之论。

对于伯夷叔齐对武王伐纣所持观点，我认同孝的说法，但不接受忠的说辞，时代的局限性和认识的偏差，让我们可以批判性继承前人留下财富的同时，摒弃其中的糟粕。

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史记·伯夷列传》

正在这个时候，伯夷叔齐听说西伯侯姬昌尊敬老人，于是他们便商定去投奔西伯侯，等他们到达西岐的时候，西伯侯姬昌已经去世了，武王用战车装载西伯侯的灵牌，尊西伯侯为文王，向东进发，去讨伐纣王。

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史记·伯夷列传》

伯夷和叔齐拦住了武王的战马，进谏道：“父亲死了而不去安葬，却去讨伐别人，这是孝道吗？以臣子的身份去讨伐君主，这是符合仁德的做法吗？”武王左右的护卫想杀了伯夷叔齐，姜子牙及时制止了他们，并说道：“这两位是义士呀！”让人把两个人扶起来，送走了。

姜子牙当时阻止杀死伯夷叔齐，并不是认为两个人说的对，恰恰相反，他并不认同两个人说的话。但如果杀了伯夷叔齐，岂不是告诉世人，他们不能容下两个老人的进谏，武王又怎能以有道伐无道，继承天命而代替殷商呢？因此二人不能杀，杀之则武王就成了不义之人了。为了维护武王的名誉，姜子牙才阻止了武王随从的莽撞做法。

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史记·伯夷列传》

武王伐纣胜利之后，天下都归属了西周，而伯夷叔齐耻于做周的子民，所以不吃周的粮食，隐居于首阳山中，采集薇蕨吃勉强度日。但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首阳山也是周天下的一部分，山上的薇蕨也是周朝的，他们又怎能做到彻底的不做周民，不食周食呢？如果在武王伐纣前，他们直谏属于义士的话，等武王伐纣成功之后，他们不积极参与到天下治理之中，而要一定要保持自己所谓“不为周民，不食周粟”的义行就有些迂腐了。

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史记·伯夷列传》

孔子说伯夷叔齐能够做到求仁得仁，因此没有怨恨，但两人临死之前所说的话，却能看得出他们的怨愤之情。他们说：“我们登上首阳山，采集薇蕨来作为充饥的食物，以残暴代替残暴，不知道这是一件错误的事情吗？神农虞夏死了之后，我们也没有可以依附的人了，可惜我们生命已经走到尽头，将命不久矣！”就这样，伯夷叔齐两人饿死在首阳山中。

由此观之，怨邪非邪？——《史记·伯夷列传》

太史公司马迁于是发出了感慨，如果从这件事上来看，伯夷叔齐到底是有怨恨还是没有怨恨呢？

启示三：宿命和报应论根本不存在，所谓天道实际上是人道。

接着司马迁引用了《老子》中所说的话，并用伯夷叔齐作为反例，来说明报应论这种论调是没有依据的，靠老天爷去惩恶扬善也是不可能的。《老子》中说：“上天待人的准则是没有偏颇的，他总是向着与人为善的人。”但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来说，伯夷叔齐可以说是善人，并没有什么邪恶之念，他们积善行德、廉洁自好，但最后却饿死在山中，这又是如何解释的？”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史记·伯夷列传》

但太史公司马迁的这种理解，很多人认为有失公允。对《老子》中所提到的这句话，有一种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大自然本来就非常公允，它给人以平等的机会，并没有什么亲疏之分。

怎么理解一句话，主要看作者的心境、认识和他想引用这句话的目的，显然太史公司马迁引用这句话的目的，是为了驳斥道家的理论，因此，他所谓的误解，倒有可能是有意为之。太史公司马迁为了进一步说明，又举出了一些例子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史记·伯夷列传》

司马迁以孔子的学生颜回作为例子，颜回是孔子最认可的一个学生，但他贫困潦倒，后来竟然贫饿而死。而盗跖是个杀人越货的盗贼，他聚集了数千人横行天下，但是却可以得到长寿，这就是所谓的上天会善待善人而惩罚恶人吗？接着司马迁又以他所处的时代作为例子，说那些横行不法的人往往能够得到巨大的利益，也没见得有不能善终的。而这些循规蹈矩，按照规矩礼仪来做事的人却往往遭殃，这样的事很多。由此我想到司马迁自身的经历，便是因为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而被汉武帝处以宫刑，在他身内心中是有极大的怨恨之情的。因此，他蔑视天道之说，他认为天道并不存在，所谓天道即人道，人若不行正道，则无天道可言。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史记·伯夷列传》

孔子说：“只有志同道合的人才能在一起谈论事情，道不同的人，自然不能相一起谋划。”因此，每个人都只是遵从自己的意志行事罢了。也有说：“如果富贵可以求得的话，就算让我去当驾驭马车的马夫，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不可求得，那就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就行了。”只有到寒冷的时候，才能知道松柏是最后凋零的，当这个世界的污浊的时候，高尚的品德才能够得以凸显。问题不是他们把什么看得更重的问题，而是他们专注于做什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