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有《韩昌黎集》传世。
韩愈命运多舛，三岁时，父 母皆亡，由兄长抚养，在他九岁时，兄长病逝，随寡嫂避居江南宣州。韩愈自念是孤儿，从小便刻苦读书，无须别人嘉许勉励。 贞元二年（786），韩愈只身前往长安。 其间韩愈赴河中府（即蒲州，今山西永济）投奔从兄韩弇，翌年取得乡贡资格。不久韩弇死于非命。因偶然机会，得以拜见北平王马燧。得到了马燧的帮助，后曾作《猫相乳》以感其恩。
贞元三年至五年（787—789）间，韩愈三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失败。贞元五年（789年），韩愈返回宣城。
贞元八年（792），韩愈第四次参加进士考试，终于登进士第。次年，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遭遇失败。同年，韩愈之嫂郑夫人逝世，他返回河阳，为其守丧。
贞元十年（794），韩愈再度至长安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又失败。贞元十一年（795），第三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仍失败。期间曾三次给宰相上书，均未得到回复。 韩愈仕途坎坷，多经反复，直到35岁才当上京官“四门博士”，后升迁监察御史，因为民请命，得罪当政的京兆尹李实，被贬为阳山县令。唐德宗死后，韩愈重受提拔，先后任国子博士和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韩愈向皇帝上书反对迎拜“佛骨”的《论佛骨表》，得罪唐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在潮州，他作《祭鳄鱼文释放奴隶，深得百姓爱戴。
元和十五年(820)，唐穆宗即位，韩愈被召回任国子祭酒，转吏部。 长庆二年（822）九月，韩愈转任吏部侍郎。次年六月，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改职兵部侍郎。不久后，再任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824）八月，韩愈因病告假。同年十二月二日（12月25日），韩愈在长安靖安里的家中逝世，终年五十七岁。 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 韩愈的真正成就，在于文学领域，韩愈积极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并使这一运动获得大的成功。所谓古文运动，就是改变汉魏六朝以来的骈体文，恢复先秦时代的散文体。韩愈把古文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韩愈提倡古文的目的就是：“通其辞也，本志乎古道也。以古文来振兴儒学，恢复“圣道“。韩愈认为，“文以载道“，文和道必须有机会结合起来，应该首先重视的是道“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韩愈以“物不得其平则鸣”为根据提出了一条理论，认为人“有不得已而后言者”韩愈认为，文体上应该学习古代圣贤之为文但必须“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还提出，写文章应该“唯陈言之务去”，去其陈词滥调，务争有所创新。
韩愈领导唐代古文运动是成功的，从此“古文自唐以后为一大变”，一改浮靡的文风。苏轼据此称是“文起八代之衰”。韩愈的文学主张，对于后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文学实践活动都有积极的影响。
韩愈的作品非常丰富，现存诗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韩愈的散文涉及方面很广，有“扶树教道宣传儒家思想的作品，如《道》《原姓》、《原毁》。有寓意深刻的杂说，如《龙说》、《马说》；有讽刺社会之弊的议论和表状,，如《讳辩》《论佛骨表》；有谈“求师之道”的如《师说》;有感情激荡真挚动人的祭文墓志铭，如《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等。韩愈的诗作也取得很大成就。他不拘泥于李杜，是有所革新与创造，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派。
韩愈三进国子监做博士，一度担任国子监祭酒，招收弟子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激励后进和提携人才的文章，不失为一位有创造性见解的教育家。韩愈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柳宗元曾赞叹说：“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愈以是得狂名。
韩愈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主要的有《师说》、《进学解》和《杂说四马说》等等。在这些文章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指出“人非生而知之”，提出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命题，认为只要是有学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他还提出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至理名言,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指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辱于奴隶人之手，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
韩愈的“性三品说”在哲学领域产生较大的影响。韩愈认为，“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就是说，人性是人生下来就有的，情是后天产生的。性的内容表现为仁义礼智信(五德)，情的具体内容表现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性情人人都有，但程度不同。韩愈认为这种差异也是天生的，因而他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相应的情也有三品。根据这种理论，韩愈提出对上等人用“教”的办法，对下等人用“制”的办法，使之“畏威”。这种理论同董仲舒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一脉相承的。韩愈认为，历史由“圣人”创造，这是性三品说的必然逻辑结论。
